博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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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听一位报界前辈说过,三十年代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到过新加坡,把新加坡谑称为猫城,回国后创作了《猫城记》,不过背景不是新加坡,这些都是题外话。不过,新加坡要是有“猫城”这个美丽的昵称,是再贴切、在美妙不过的事。   新加坡的闽南及潮汕人士,有一个通俗用语——猫(ngiao),这个“猫(ngiao)”不是自诩为老虎大哥的小哺乳动物,而是一个形容词,一个包含了吝啬、小气、挑剔的专有形容词。说到吝啬,新加坡人倒不吝啬,从筹募南洋大学开始,新加坡人新加坡人就已学会了慷慨布施。后来的公益金、肾脏基金能养活这么多“高薪养廉”的官老爷,说明了新加坡人并不吝啬。小家子气和爱挑剔倒是新加坡人的普遍性格。这个“猫(ngiao)”后来也被其他方言族群所吸收好接纳,“猫(ngiao)”成为最能代表新加坡的特殊语汇。   再说说那只小动物“猫”,在新加坡眼里,“猫”只有两类——家猫和野猫。家猫就是宠物猫,当宠物玩腻后,“放生”让它回归自然环境,放生的猫就成了“野猫”。   1959年在无数斗士与烈士的努力下,英国人被赶回了他们的“祖家”(不是历史档案记录的“不流血和平政权移交”),有一位外交官夫人,带回了几只新加坡的猫,后来在猫展上获奖,证实是稀有品种的原生猫,并命名为“新加坡拉”(Singapura),这“新加坡拉”猫,没什么稀罕,就是身上披着老虎斑纹的“野猫”,有橘黄色好灰绿色两种,简直就是老虎是缩影。“移民”到大不列颠帝国的新加坡拉猫确实好命,那些没能力、没机会“移民”的新加坡拉猫的出路,就是等待阉割。   说到对猫的阉割,更能体现新加坡人的“不吝啬”,这些野猫的本来命运就是被“人道毁灭”,爱猫人士纷纷自掏腰包送这些野猫去阉割,唯有被阉割后的猫,才能获得新加坡的居留权。现在新加坡到处都能见到耳朵被剪了一个大缺口,懒洋洋、胖嘟嘟的“太监猫”。猫的平均寿命只有二十年,二十年后新加坡人只能从照片或标本上才能理解什么是“猫”。   我经常在想,莱弗士登陆前的四户渔民(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)安居之前,新加坡拉猫是否就已生活在这块土地上?是我们侵略了猫的生活领域,还是猫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?垂暮之年的我,最想听到的是小猫饥饿时的嗷嗷叫和那无限韵味的猫儿叫春之声。

业力与果报

  友人转来 06-10-2012 亚洲新闻网的一则报道,述说马来西亚吉兰丹医学院的一群学生,到泰南拜谒某高僧,高僧规劝他们不要成为医生,因为一切病源皆因“业力”,医生对病人的治疗,是干扰业力的运作。换言之,患病是“业力”使然,病患必须承受自己业力所缔造的“业果”。因此,治疗病患并非“善举”,干扰“业力”的运作,必将获得“非善”果报。该群学生回国后,纷纷转系,离开即将成为“医生”的队伍。   这是多么荒唐的一件事。我真怀疑那位据说有“大神通”的高僧,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出家比丘。佛陀是大医王,非但治疗信徒们心理上及思想上的病,也经常亲力亲为照顾病危或染上恶疾的人民。老年体弱多病时,也还得靠吉瓦卡大夫(另译:有生大夫,汉译:耆婆大夫)的细心照料。佛陀应化世间,确实是业力使然,倘若没有吉瓦卡大夫悉心的照料,佛陀绝对活不上八十岁。   到底什么是“业”?   一般的名词解说,都铁定的说——一切造作都是“业”,也就是说,一切“有为法”都是“业”。其实这只说对了三分之一。“业”分三大类——身业、语业、意业。身业、语业是过去业,也就是所谓的“定业”。意业可以是未来业,也可以是无作业。意业是思维的运作,思维后身行,则成身业。思维后命令、吩咐或暗示他人身行,则成为语业。佛陀不限制在家信徒于思维上有所出轨,但绝对禁止出家比丘、比丘尼有不如法、非份之想。   “业”分善业、非善业(恶业)、非善非非善业(无记业)。佛陀要信徒们关注自己的非善业,一切过错、非律仪(不合乎佛教教义)的举措都要及时忏悔。至于善业,如若贪恋“善功德”则很容易堕入“非善意业”。   忏悔并不是佛教专有,基督教向神父、牧师告解,伊斯兰教向阿訇坦白,都是一种忏悔行为。   在佛教的忏悔的前提下,有两大善心所生法——惭与愧。“惭”就是自省所造之罪恶而感羞耻之心,但是没有勇气向他人表白。“愧”则是以自己所造之罪面对他人时引以为耻之心,这需要莫大的勇气。   定业不可转?   一切已生业(定业)是绝对不可逆转的。佛教重视“因果”,“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”,一切业行都有相对应的果报,绝对没有任何人或任何力量能替你“转业”。有些人坏事做尽,却住大洋房、开大汽车、佣人无数;那是因为他在消耗前世的善功德果报。有些人加入犯罪集团没几天,就被执法人员击毙;这是恶随喜功德,随喜功德为正常功德的一半。也就是说,当你加入...

中国共产党真宽大

  身为一个处处受限制的新加坡人,感觉上深切的体会到中国人民的自由和中国共产党的宽大。为侵华的日本战犯建立纪念公园还不算,竟然为反共的“中坚”份子——林语堂——建纪念馆,还花人民的钱,动用最大牌的演艺人员,将那部要命,充满思想毒素的长篇小说《京华烟云》拍成连续剧。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,将最后那段“革命党”改为“共产党”,在老蒋接手国民党之前,革命党的形象还算是高大的,将革命党改为共产党的目的是什么,值得大家去推敲。

难以释怀的“丝弦”

  不久前聆听了刘天华亲自演奏的《病中吟》,那熟悉的二胡声,让我想起我曾经拥有的一把圆筒龙头二胡,这是我曾经拥有的第二把二胡,第一把是读中二(1967年)以2元买进的椰胡(当年1.4新元等于1元人民币,现在1新元可换5元人民币),后来在淡水河(旧货市场)以5角钱的代价买进了那把龙头二胡。   无论是椰胡还是龙头二胡,用的都是丝弦(新加坡在60年代末期才有商家进口钢弦),丝弦容易断,音质不稳定(尤其是高把位),但是在演绎能力上,是钢弦远远所不能及的,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的小提琴演奏家,始终不愿放弃羊肠弦的原因。   丝弦和羊肠弦相比,一点都不逊色。我曾经为一把红棉4012换上丝弦,无论在各方面都不输给用羊肠弦的古董小提琴。 我年轻的时候,喜欢找来自汕头的老造琴师王家和老先生聊天,他告诉我丝弦的生产工艺不简单,无论在选丝、上浆、阴干等各方面都不能马虎,还说桨料是用狗皮和狗油熬制的,这简直是匪夷所思(早年南纸行有卖专为调配朱砂印泥用的狗油)。王家和老先生传授了我很多关于乐器的知识,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。   眼下在新加坡,更是“一弦难求”,国内也不再生产。老乐器行“翁展发”是还有些存货,可是那些都是40年前进口的老东西,2米要卖28元,但都已变质不能再使用。想重新拾掇“丝弦”的怀旧梦已经是不可能了。

英培安该罚

     昨天接了几通电话,都是要我对英培安事件发表意见。   老伴劝我不要淌这滩浑水,我对老伴说这不是浑水,是清净的莲花池。   英培安不合时宜、不自量力、不知进退,盲目的向陈瑞献提出控诉,败诉是理所当然的。   陈瑞献凭一己之力,将旧“南大”成功的迁册到新南大,将一群茫茫然无所适从,从“林语堂博士”认为什么也不是的华文大学——“南洋大学”毕业的华教生,重新融入新南大,成为堂堂正正,属于新加坡人的大学毕业生,这时一件丰功伟绩,值得树碑立传。当年提出反对陈瑞献这番壮举的,似乎只有一位——(拥有最美丽记者之称的)刘陪芳小姐,不过她也只是上台唱了几句就没有下文了,这是量力、合时宜、知进退的表现。   说陈瑞献不是佛教徒,这肯定是诽谤。佛说一切众生包括“一禅提”(断灭善根之人)在内都能成佛,陈瑞献、英培安也必定能够成佛。   至于蔡深江,他年轻时就立志做一只风见鸡,几十年下来,对风向的掌握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他只是诚实说出他的所见所闻,并没有诬陷英培安。   英培安之所以败诉,是因为他只研究人,没有研究狗,对狗要经常加以爱抚,要顺狗毛,不能逆狗毛,不能对狗吼叫。最要命的是英培安竟然去咬了狗,咬了一条被“宠幸”过的狗。

我“爱”孔老二

     最近很多人都将“语言腐败”的伟大功绩勋章颁发给孔老二。孔老二生前很可怜,为了博“出位”尽量写些迎合“统治者”的文章,但是没有人理会他。死后“神主牌”被孟轲、董仲舒、朱熹等大儒善加利用,成为一代哲人。   孔老二所提出的理论,我都不喜欢,尤其在易学方面更是贫血。但是,我“爱”孔老二,那是因为孔老二与我同样喜欢音乐,不遗余力的收集流行歌曲,什么“红调”(爱国歌曲)、“蓝调”(情意绵绵的情歌)、“灰调”(要死要活的哭诉)、“黄调”(X或RA级制作),应有尽有。可见孔老二人品还是高尚的,绝对不像朱熹那样,受老婆虐待后,将怨气发泄在全中国妇女身上,遗害千年。   就因为“流行歌曲”,我“爱”孔老二。 2012年6月11日